收展第一天，我把十二件旗袍一件一件摘下来。

哑姐在旁边递棉布罩。

阿桃蹲在地上数名片。数到第二十三张，她抬起头。

“师父，二十三张，全是今天一天的。”

“把名片按语种分一下。”我接过最后一件「满庭芳」罩好，放进樟木箱，“法文一摞，英文一摞，其他的一摞。明天春兰跟法文的，你跟英文的。意大利语和德语的先放着，我来看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我们比昨天还早到了半小时。

场馆的门还没开，铁栅栏外面已经站了七八个人。阿桃趴在栅栏上数了一遍，跑回来，声音压得很低。

“师父，有人比咱来得还早。有俩昨天来过，我认脸。”

六平方的展位重新布置。

灯重新调了角度。十二件旗袍重新挂上墙。哑姐在展台边角摆了一小碟桂花糖，从国内带来的。她昨天看有人站在展位外面犹豫不进，今天想用糖把人的步子勾进来。

那块白底画旗的粗棉布，我叠好了垫在铜镜底下，塞在布袋最底层。铜镜我随身带着，不在展位里拿出来。

九点整，开馆。

脚步声从主入口涌进来。昨天还是“一片模糊的背景音”，今天那道声音在e区入口拐了个弯，朝我们这边过来了。

先是几个人，然后十几个。

队伍在立柱前面排出了弯。

那些人不是路过的――他们经过d区步子没停，进了e区直奔最里头，绕过那根立柱，在六平方的展位前面站住。前面的看完了往旁边让，后面的挤上来。队伍沿着立柱排出去，拐了一个弯，排到e区入口的通道里。

阿桃手里的宣传单从上午九点半发到十一点，补了两次货。春兰的登记本翻过了三页，每一页正反面都写满了名字和地址。哑姐站在十二件旗袍旁边，不时伸手，把被人碰歪的衣领调回来。调完，退一步看着，再去调下一件。

我在展位中间回答工艺问题。面料产地、刺绣针法、染色配方，翻来覆去地说。嗓子到中午已经哑了。

第三天更夸张。

队伍从e区入口排出去，沿着主通道折了两道弯，尾巴甩到了c区门口。场馆保安过来问了两回，看是排队看展的，没管。

玛格丽特带着她丈夫来了。那位头发花白的意大利老头站在「苏园听雨」前面，摸了整整五分钟的面料。

他转头问妻子：“你定了？”

“定了几件？”

玛格丽特伸出四根手指。他点点头，对她说了句意大利语。玛格丽特转过来，笑着跟我说：“他说四件太少了。”

第三天下午，参展商手册背面的平面图出了新版。有好几个参展商在找组委会抱怨：“e-47是什么来头？为什么队伍排到我的展位门口？”

我没听到那些抱怨。但我看到场馆的工作人员拿着卷尺和登记簿出现在e区。他们量了立柱和展位之间的距离，又量了主通道的宽度。量了两遍。

其中一个人走过来跟我说话。

“沈小姐？”对方是组委会的现场协调员，一个三十出头的法国女人，胸前挂着蓝色工作牌，“您明天能早一小时到场吗？我们准备把您的展位移到主厅。a区正中央，靠主通道的位置。”

阿桃在旁边听见了。手里的宣传单哗啦一声掉在地上。春兰的笔停在了半空。

我正低头把「雪落无声」的裙摆重新挂平。今天被人摸太多次，银白色的料面有一处起了毛边。我用指甲盖轻轻刮了一下，把线头藏回纹路里。

听见那位协调员说话，我没抬头。把那处毛边处理完才直起身。

“位置在哪不重要。”我看着她，“衣服在哪，人在哪。主厅当然好，您安排就行。但换位置的这段时间，我能不能继续展出？中间不能断。”

那位协调员愣了一下。大概是没想到被通知“移到主厅”的人，第一反应不是高兴，是问“中间能不能不断”。她点了点头，在本子上记了一笔。

“今晚闭馆之后我们帮您搬。不耽误明天展出。”

她走后，阿桃把宣传单捡起来攥在手里。憋了三秒没憋住，蹦了一下。春兰的笔终于落了下去，在登记本上划了一道长长的墨痕。哑姐走过来，把「雪落无声」从挂钩上摘下来重新叠好，放进一只干净的棉布箱里。

她叠得很慢，像在告别那个六平方的角落。

闭馆之后，场馆里只剩下搬展位的工作人员和零星的参展商。我把樟木箱一只一只合上。十二件旗袍被哑姐用棉布裹好，码进箱底。

那位协调员带了四个小伙子